书法作品图片(优秀书法作品)

彭双龙，1984年10月生于河南固始。中国书协会员，广东省青年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作品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三等奖，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二等奖，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优秀奖等。作品参加中国书协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等。

学术论文获全国第十届书学讨论会优秀奖，首届全国高等书法教育论坛优秀奖，数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等。

王登科（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荣宝斋书法院院长）：

双龙兄的行草（图1、图2），就其功力而言，可谓是“教科书”式的，这在当代书坛，应该是一种共识。其风格的化成、气质的拿捏、分寸感的把握，确实是书法青年的楷范。

但“功力”有时是“双刃剑”，一如人生的“财富”，如果不去主动地转化，就变成了仅仅是“财富”而已，甚至变成一种额外的负担。于此，我想说双龙兄可以再一次地出发，可以轻装地进入禅宗公案里所谓的“后三十年”的状态了。力避“职业抒情”，一切从心灵出发。

隶书有“时风”，应从“汉人”始。

图1 彭双龙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作品

行书《庚子抗疫记》册页

张瑞田（中国书协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委员）：

彭双龙是当代优秀的青年书法家，对其人其书都不陌生。作为竞技书法机制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在情理之中。

颁奖词也说到这一点：五入“兰亭”，名动书坛。尽管我对若干颁奖词的修辞不满意，不过，这两句话倒是实话。也就是说，彭双龙有过五次入选兰亭奖的经历，他扎实的艺术功底和耀眼的艺术才华，于此可见一斑。

正是对彭双龙的书法较为了解，对他问津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作品作了细致的阅读，我想看看这三幅作品与他以往的作品有哪些区别，获奖作品的“闪光点”又在哪里。颁奖词讲，彭双龙“遍临晋唐名帖又得宋元风流，用功之勤，金石为开，不追险绝，意思冲淡”，凭感觉，似乎明白颁奖词讲的是什么，可是细细揣摩，又不知说了什么，尤其是什么“遍临”啦，“金石为开”啦等大词、空词，特像出自爱抒情的评论家之手。好在我不是评论颁奖词，而是评价彭双龙本届“兰亭奖”的获奖作品，也就释然了。

还是舍远求近，聚焦彭双龙的书法吧。

彭双龙以行草书纵横书坛，因“兰亭奖”评委会要求投稿者投寄不同书体的作品，他以隶书（图3）以对，出手也是不凡。也许惯常的欣赏心态，搭载的是他的行草书，突然看到他的隶书，生发出一种陌生的感觉，待这种感觉趋于平常，自然开始了对他的书法的体味。这时，书体不重要了，视觉焦点在于彭双龙这位书法家和他的书法作品。

简帛书、汉隶、清隶，在书坛遥相辉映。书法的高度程式化，对当代书法创作有了限定。因此，一个习惯的提法有了：戴着镣铐跳舞。其实，不仅仅是书法，其它艺术门类也是如此，只是书法创作有了更明显的特征。彭双龙隶书有汉隶的规矩，也有摩崖隶书的松弛，如黄钺所言“腕有古人，机无留停；意趣高妙，纵其性灵”，是当代隶书的写照，也体现了彭双龙对隶书的理解。基于对彭双龙书法的熟稔，无需对其学书的过程说三道四了，他是当代实力派书法家，从浅层次言说，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因此，我愿意透过现象，猜解其书法作品的文化结构，这一点，将是我们认识彭双龙的关键。前文讲道，他的隶书是当代隶书创作的体现，何以引起“兰亭奖”评委的肯定？是作品的人格特征使然。隶书“故里花开通驿道，斜阳雨过写兰亭”的两侧，以行草书题写了长跋，说明自撰联语的因由，“此联写景亦记余学书之经历也”，忆及家乡，那是“自古便有文风”的地方。因此自己少时喜文弄墨与此有关。他解释“驿道”与“兰亭”的关系，“驿道则与下联兰亭相呼应，因兰亭曾于汉代设有驿亭，故此处驿道指兰亭圣地，亦言余心慕兰亭之意也”。跋语像一篇精短的散文，道出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当代书法创作“书法家个体”的缺失值得注意，在作品中很难看到书法家的个人趣味和个性色彩，造成了书法创作的同质化现象。在我看来，这幅隶书作品的价值正是题跋的深化，题跋让我们看到了作品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行草书是彭双龙的长项。书坛推崇行草书，因此也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行草书的书法家，彭双龙是其中之一。彭双龙的草书《世说新语一则》和行书《庚子抗疫记册》，前者气韵为最，后者意居笔先。我对《庚子抗疫记册》印象深刻，这是对白话文的书写，记录了作者在庚子疫情期间的经历，从忧心忡忡到进入抗疫第一线，从对家人的担忧到体现自身的担当，让我们看到作者在一个特殊时期的感怀。这幅作品的文辞体现了生活的厚度，毛笔书写有了艺术的深度。通过对现实的直接刻画，既让我们了解到作者在疫情期间的所思所想，也让我们看到作者的社会担当。也许是彭双龙对庚子抗疫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他的书写“气厚则苍、神和乃润”，起笔、挥毫，与感情共振，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增加了作品的生命温度。

图2 彭双龙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作品

草书节录《世说新语·德行》横幅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落“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裤，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周德聪（中国书协书法教育委员会委员、三峡大学书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个有情怀的艺术家，无不关注历史，关注当下，而其关注的方式，则因其擅长而已。音乐家用旋律，画家用图式，作家用文学，书家创作则是用有其内涵的诗词歌赋与文章。彭双龙参加第七届“兰亭奖”评审的作品中有一件是他自撰的《庚子抗疫记》。这篇文章不仅记录了庚子年骤然而起的疫情，以及全国人民、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顽强的抗疫史实，而且描写了作为书法家个体的彭双龙，如何响应号召，下沉社区抗疫的亲历。更为可贵者，是他身居南粤，心系江城武汉，因为他曾在这里度过本科学习的四年光阴，他对师长的牵挂，对同学的惦念，对书道同仁的怀想之情，在其文中皆有真诚表达。他用最为擅长的行书创作成这本册页，可以说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彭双龙虽然年轻，然在近20年的时间里，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均有不俗表现，尤其是书法创作，无论是届展、书体单项展，还是提名邀请展、商业展，多有入选与获奖。他的行书，取法高古纯正，上溯晋唐，下窥宋元，深得帖派滋养。他取精用宏，能在不同幅式里有其不同的意味表达，虽如此，但个中贯穿的依然是二王帖学的精魂，故其书总给人以平和雅正之感。《庚子抗疫记》写来从容不迫，随着笔墨与情感的推进，时而沉雄如鲁公，时而痛快似米公，可谓潇洒流落，翰逸神飞，数百字一气呵成，毫无做作设计之弊。他在章法上借鉴了尺牍书的长短参差法，使其得疏密分布的自然之趣。中国书法史上所谓的“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皆是艺文兼备，故得千古流芳。彭双龙《庚子抗疫记》其文其书也达到了一定高度，又获得了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相信此作会对中国书法在文与书两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此《记》既为自撰，则落款用“双龙并书”更显简洁，且免生歧义。

他的第二件作品是草书《世说新语一则》，是一件横式小品，娴熟的笔法与字法，已然表现他驾驭柔毫、使转随心的能力。连绵的笔势在轻重交替中显现出节奏，虽为小草而有狂草的笔姿，汪洋恣肆，观之令人心旌摇曳。

不同的书体与不同的幅式之间，最好达于默契。草书尤其是相对放逸的小草书，用横卷来表现或许更佳，情感的抒发可随驰骋的笔墨几经变幻而生莫测之感。而小品因其幅式小巧，一望尽收眼底，很难生低昂回旋、起伏宕逸的意趣。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无法表达丰富的语言与悠然的情致，总觉得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遗憾。再说了，《世说新语》的文辞意象与草书意象之间似亦有隔，未知双龙以为然否？！

他的另一件作品是自己创作并书写的隶书对联“故里花开通驿道，斜阳雨过写兰亭”。对联两旁用行书题跋，阐述此联有写景记事之功，表达作者对家乡的热爱与对书法的挚爱之情。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双龙文学修养的相对深厚，无论是《庚子抗疫记》的文，还是“故里斜阳”联，不仅富于文采，且富于韵味，可谓声情并茂。

他的隶书从汉碑出，《石门颂》对其影响尤深，故其笔法体势之中，均流泻出对东汉碑版的深情眷顾，如线条中实圆厚、起伏宕逸即体现了摩崖刻石的意趣，而体势的开张与展拓也表现出作者对汉碑精义的理解。他不在隶书用笔“蚕头雁尾”上展玩小情趣，而是于“汉碑气厚”中凸显新气象。

双龙的隶书结字，因其竖笔的左下走势，也带动了字势的右向倾斜，且这一侧势在每一个字中都有其表现。由此可见，这种书写已成为一种习惯，长此以往，习惯成为定势，不仅影响隶书向纵深发展，还会过早结壳，而难以破茧，应当引起警觉才是。

章法上，下联的“阳雨”二字偏离了中轴线，与上联未能协调统一，尽管两侧的题跋文字将联文夹于正中，有管束的作用，但依然可窥字外空间的不匀，是其憾也。

总之，双龙行草风流，晋韵宋意，得之自然；而隶书稍逊，结字略紧，内部空间未臻通透。一孔之见，聊供双龙参考。

图3 彭双龙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作品

隶书故里斜阳联

杨吉平（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副院长兼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巧媚”二字可以概括彭双龙书法的总体特征。艺术总要讲究技巧，而技巧首先当然要讲究巧妙，董其昌最知此种奥妙，故其论书，言必称巧妙。然任何事物都有个度的问题，过犹不及，过巧过媚则会走向反面。而一味追求技法上的巧妙，终会失却内涵的丰富性，最终堕于俗媚的不堪境界。

彭双龙此次“兰亭奖”获奖的作品，以行草书《庚子抗疫记》为重头，隶书算是充数之作。其行草大致属于二王系列，字势则倾向于米元章，而字里行间又透露出白蕉行草的许多特征。近几年的二王热、米芾热、白蕉热几乎都让彭双龙及时赶上了，可以说，彭双龙是一个擅长跟风的书法家。擅长跟风说明一个书法家的技法实力，也能说明一个书法家的审美追求。任何优秀的书法家都是超强技法掌控能力和较高的书法审美追求两者结合的产物，最终能够在书法史上站住脚的书法家则是因其有鲜明的个性风格，而风格的取得首先是书法家具有独立的、不受他人干扰的审美追求，也就是独立的艺术思想。显然，彭双龙是缺乏这种独立特征的。所以，就他目前的创作水平而言，获奖可以，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则距离尚远。

单从技法而言，彭双龙的行草书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是没有明显问题的。但其作品在给人的视觉新鲜感消失以后，很难再吸引人去产生回头反复欣赏的欲望，这就意味着他的作品不耐看。作品不耐看大概有两大原因：一是笔法不够丰富，二是内涵比较缺乏。这两个原因在彭双龙的作品中都明显存在。就技法而言，彭双龙的用笔在严谨的前提下确实有些单调，单调的结果甚至影响了作品的笔力。力度不够，显然会影响到作品的耐看程度。应该说，生在唐代之后，我们就不能够说脱离唐楷的话，也就是说，唐代之后的书法家不学唐楷便会造成先天缺陷。而彭双龙的行书正缺乏这种支撑，也就是唐楷的支撑。晋人书法固然没有唐楷的支撑，但晋人有后人所没有的魏晋风骨，精神因素可以弥补技法的不足。而对不知魏晋精神为何物的当代人而言，没有唐楷，行书的骨力很难具备，彭双龙行草书技法层面明显存在骨力不足的缺陷。彭双龙行草另一个不足则是在内涵方面，学晋人而未得晋人之韵。晋韵的内涵其实就是魏晋风骨。白蕉学晋，得其精神，得其风骨，笔墨间有一种萧散之气。白蕉学晋，先有唐楷功底，故其行草形散而神不散，以其得唐楷骨力之故。从册页题签来看，彭双龙的欧体唐楷写得很到位，但问题是没能在行草书中自然运用、有机结合。至于晋人之潇洒不羁，彭双龙似乎还没有理解。所谓晋韵，一是风流洒脱，一是刚健有力，两者缺一不可，而彭双龙似乎两者都缺。纵观晋以后的中国书法历史，大概没有一位书法家在气韵上可以和晋人相提并论，所谓时代压之，不能高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今人对晋韵的体验则过于疏离，实在是自身修养严重不足所致。白蕉距我们并不遥远，为什么他能理解魏晋、理解二王，而我们就不能呢？

彭双龙也提供了一件隶书作品，与前文提到的林峤的隶书一样，同样乏善可陈，原因是与当下的展览体隶书面目雷同。还有一点则是与其行草书相同——力度不够。笔者由此设想，如果彭双龙先生在唐楷方面再用功一些，或者在碑学方面——或汉隶或魏碑多下一些功夫，是否可弥补其笔力的一些不足呢？如果这条路过于艰难，那加强对魏晋士人精神层次的理解无疑也是一个办法。也就是说，无论从技法还是内涵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解决其书法过于巧媚的问题，就看彭双龙是否愿意解决问题了。

彭双龙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作品

行书《庚子抗疫记》册页（局部）

庆旭（苏州市书协副秘书长）：

彭双龙二王书冲出泱泱帖系大军，进入第一方阵有两个最大的独家秘笈，一是严谨的二王家法，一是温婉华滋的风格追求。

相比于本届“兰亭奖”获奖的另外几位王系作者，张利安重骨，虽不便用“凝练”喻之，但显然看得出他多余的肉是没有的，于是干练挺拔；刘长龙宽厚，但仅二字又不能完全涵盖他对二王美学的意蕴追寻，“宽厚”一词语义指向点显然在“质”，他有更多的作品样式更注重“妍”的成分；杨科云的二王书灵动鲜活，青春朝气的感觉爆棚，其“妍”多于“质”，显然以妍取胜；彭双龙二王书端庄典雅，一颦一笑间有尽显大家闺秀的风范。自古以来，学王而彪炳史册者亦是如此，李北海、米芾、王铎突出二王的欹侧，陆柬之、李建中、赵孟頫突出平和，蔡襄工稳，杨凝式散淡，杨维桢粗头乱服，董其昌清雅，等等。

在彭双龙本届“兰亭奖”获奖的三幅作品中，《庚子抗疫记》和《世说新语一则》基本风格调式相差无几，作者以行书（偏于行草）、纯粹草体对两幅作品进行创作，显然是出于对投稿的三幅作品作风格拉开的技术考虑。不过，客观而言终究没有笔法形式和精神追求的云泥之别，只是在形制设计方面稍稍花了一点心思，不算大动作。

彭双龙对二王的的虔诚度超过许多帖系作者。就目前来看，他的一招一式都彰显大王的正脉气象。彭双龙行书几乎全从《集王圣教序》《兴福寺半截碑》及《大观帖》而来，不像有相当多的作者汇集诸如米芾、苏东坡、杨维桢等。彭双龙对二王的理解估计源出于此。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对作者提出严苛要求：首先，得在理念上对王系风格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归类，挑出与己合拍处。这一步在任何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同道中皆可谓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原则性的，跟人的发展相关联。人的发展有暂时性、阶段性、片面性，终极目标在于全面性。这是共识，即使存有不同的价值观，也都以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理想追求。对一个于书法有敏感警觉的作者来说，找到合拍的经典只是第一步，之后要以合拍的经典为根基，形成既定风格走向。风格走向既定，功夫伴行。彭双龙显然选取了王羲之的平正一路。

平正是王系书风之根本，但又是最不易“出彩”的一路，因为最不易显出“风格”，风格最初的概念是必先有特立独行之处，让人一望便知。而“平正”往往跟平平、平和、平稳、平淡、平常、端正、方正等挂钩，这些品质的深层义项平常人往往会忽略掉。彭双龙是如何凸显“彭氏二王法”的呢？有两点，一是圆润遒绵的线质；一是润含春雨浓墨法。对任何一位参加过国展的二王系作者来说，王系各类经典的“形”几乎都不会存在问题，有问题的是“质”。提升行草尤其是草书线条质量，其辅助技术来源首推篆、隶书的实践经历，这是从“质”上解决问题。彭双龙行草书的点线与汉篆《袁安袁敞碑》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在二王书的原貌中所不见的。有了篆籀的笔意，即提升了华美风格的品位，从而免于最易出现的流俗的危险。至于他倾向《袁安袁敞碑》，而未从《峄山刻石》中汲取养料，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审美选择，没有高下之别。虽然《峄山刻石》对于点线骨力的提升，远超《袁安袁敞碑》。与此有对应关系的是他对于墨法的选择，不是“干裂秋风”，而是“润含春雨”。这两组墨法概念由林散之在乃师黄宾虹艺术实践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只是他们的润含春雨极讲究水的作用。从彭双龙的行书、草书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浓墨法运用，也很润，但还不够丰富。他所展现的变化只是因为时间的推移，而不是主观牵制。两相比较，他的隶书作品墨韵多了一些，不过也是成品宿墨的功劳。如果篆书、隶书能写出清亮亮的水感，那才是高水准的滋润。